性格的内容结构研究

性格结构（Personality Structure）是性格理论家和研究者们设计出来对性格的复杂性进行描述的术语 。性格心理学家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提出或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不同的性格结构模式，并使用不同的结构性术语对性格进行描述。在性格心理学的历史上，有的理论家或研究者侧重于从机能描述的角度来使用结构性术语，譬如Freud三部性格说中的本我、自我与超我；而有的则是侧重于从内容描述的角度来使用结构性术语，譬如特质论者所使用的特质概念。

作为现代性格理论开创者之一的G. Allport同时也被认为是特质理论的开创者（Pervin，1990）。他在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一书中阐述了其基本的性格结构观（1963，p311）：人类的本质，就像任何事物的本质一样，是由相对稳定的结构所组成的。因而，心理科学的成功之处，如同其它科学一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部分的有意义单元进行鉴别的能力。……所有的科学都是分析性的，而分析即意味着分解（loosen or unbind）。

Allport在谈到性格结构的共同维度和个体特征时分别使用了两个意义上基本一致的词语，即trait和disposition，在此将其分别译为特质和倾向。Allport认为特质是真实存在的结构单元（structure unit），尽管没有人见过特质。但是，当有必要假定一些真实倾向是存在的，并以之解释所观察到的行为时，我们最好将其称为“假设的建构”。假设与虚构是不一样的，假以时日，有一天特质也许会被直接证明其存在（p336）。共同特质（common traits）使处于特定文化形态下的大多数人能够被很好地进行比较（p340）。Allport把共同特质的特性归纳为八个方面：（1）特质不仅是被观察行为的一个名称；（2）特质比习惯更为一般化；（3）特质对行为的动力和调节作用；（4）特质能够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识别；（5）特质间是相对独立的；（6）特质与道德或社会价值判断不是同义词；（7）特质可从独特性也可从共同性的角度来看待；（8）行为和习惯与某个特质的不协调或不一致并没有证明特质是不存在的。

Allport认为个体性格结构不同于共同特质，因而对于个体的特质需要使用另一个术语个人倾向（personal disposition），即：一种个体所独有的一般化的神经心理结构，它具有使多数刺激在机能上具有相等作用的能力，并且发动并调节个体具有适应性和独特风格的行为（p373）。Allport特别重视个体的独特性，认为只有个人倾向才能表现个体的真正特质。他指出：严格地说，只有个人倾向是真实的特质，因为第一，特质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第二，特质是以个人的独特经验方式发展起来的动力倾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同特质不是真正的特质（p360）。不同个人倾向在每个人性格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具渗透性并在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称为枢要倾向（cardinal disposition），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受到它的影响，它是一个人最主要的品质。但一般来说，性格主要由中心倾向（central disposition）构成，中心倾向最具分辨性，具有相当的概括性。而另一种渗透性极小，重要度较低的称之为次要倾向（secondary disposition），与枢要倾向和中心倾向相比，次要倾向是从更为狭窄的诸如个人独特偏好等各种具体刺激的角度来说的。这样来看，对于性格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描述来说，中心倾向是最为重要。继而Allport又谈到了一个人会有几种中心倾向的问题，在总结了有关的实证研究资料后，他指出：有一天，在心理学当中形成了这样一些有效的甄别方法，并以之来揭示对特定个体性格进行组织的主要线索，这时将会证明这样的倾向一般也就是在五个到十个之间变化（p367）。

Allport之外及之后有相当一批性格心理学家致力于性格基本单元的意义及其机能的研究，这批心理学家的研究思路被称为倾向策略（dispositional strategy，Liebert & Spiegler, 1990, Mischel, 1990）。这些人虽然具有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研究途径，但都是心理学实证方法的热衷者，具有共同的基本假设，即倾向是个体内部相对持久和稳定的性格特征；对于个体来说，倾向都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个体间的差异是由人们所具有倾向的力量，多少以及种类所引起的（Liebert & Spiegler, 1990）。相应地，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识别出重要的潜在性格维度或性格倾向，从而较好地描述和解释个体间性格和行为上的差异；揭示个体间差异的根源；考察各种不同性格和能力测验的信度、效度和作用（Liebert & Spiegler, 1990）。倾向性格心理学家们传统的研究途径有特质论、心理动力学（动机）、心理测量以及从临床或实践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小型实证性模型等。特质论以比Allport略晚的R B. Cattell和H J. Eysenck为代表；心理动力学（动机）则以H.A. Murray以及D C. McClelland等人的动机理论为代表；心理测量以MMPI（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和CPI（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等著名的性格问卷为代表。

从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技术性角度来看，性格结构通过性格变量之间关系体现。性格结构研究中较早运用分类的和因素分析方法的是Cattell和Eysenck开始于40年代的工作。经过一番争论之后，虽然仍有大量的批评意见存在，但也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研究技术。在六十年代中期，Cattell和Eysenck的工作已经部分地取得成功，而另一些学者，譬如Tupes与Christal以及Norman等人分别在对自然语言词汇评定的因素分析中发现了五个稳健的基本因素（Holtzman，1964），这就是今天性格五因素模式的雏形。

R B. Cattell是一个典型的倾向取向（dispositional approach）性格心理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性格基本结构单元（trait或disposition）的寻找。Cattell将自己关于性格的理论称为多变量实验性格理论（Multivariate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Theory），他认为从前对性格所进行的都是二元变量研究，这种研究模式在能够确认出重要性格变量之前相对来说是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因此性格研究应该是应用多变量方法来发现并确认出重要的性格变量或性格维度。这涉及到Cattell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因素分析和多变量策略。因素分析是一种建立在变量间相关性概念基础上的统计技术。多变量策略就是把许多变量放在一起，同时研究其相互间的相关。在这种研究策略中让生活成为实验，实验者并不人为地操纵其中的变量，而是用统计方法来对变量间的相关进行提炼，从当中提取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以及维度或尺度（dimension or scale，Cattell，1965）。Cattell关于特质的概念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使用了不同角度的多个特质类型名称，但可以说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到的是根源特质（Source Trait）和动力特质（Dynamic Trait）。

Cattell认为“对一个性格测量学者来说必然具有一个关于人类行为总体（totality of human behavior）的概念，我们将其称为性格圈（personality sphere）（Cattell，1965，p60）”，可以从三个途径来对这个行为总体进行广泛的观察与记录，这三种途径分别对应着符合其多变量策略的，可用于基本性格特质结构研究的三方面数据资料，即（1）L资料（L-date），这部分数据通过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某种特定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进行评定而获得；（2）Q资料（Q-date），这部分资料是通过问卷获得的观察者对自身的观察结果；（3）OT资料（Objective Test-date），这部分资料是在一个模型化了的小型情境中观察被试针对情境的反应而获得（p61）。在1960年Cattell认为其对普遍性格因素的研究已经获得成功，通过对L资料和Q资料的研究已经找到并确认了十六个基本的一般性格维度和十二个变态行为因素。依据先发现性格结构之后再为已确认因素构建量表的原则，编制了十六种性格因素问卷（16PF，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和临床分析问卷（CAQ，Clinical Analysis Questionnaire）。作为对根源特质系统研究的另外一个阶段，Cattell进一步对这十六个根源特质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性，在生活过程中的改变，遗传的程度，与生理结构的关联性及其预测关联度（效度）等各种特性进行了研究。譬如，由性格模式连续性的研究就构建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系列问卷（Cattell，1990，p102）；通过研究发现G（Superego）因素受遗传的影响较小，而B（Intelligence）因素、F（Surgency）因素和I（Premsia）因素受遗传的影响就特别大（Cattell，1990，p101）。在确认了十六个普遍特质（general trait）之后，Cattell转向动力特质和态度的研究。他对动力特质和态度的定义是：“这种特质决定了在情境中人们是如此地想以特定方式做特定的事（p103）。”根据对50多个客观测验的因素分析得到了五种作为能量来源的本能驱力（instinctive driver），称为尔格（erg），和五种习得性结构（learned structure），称为情操（Sentiment 或Sem），并据此编制了一个动机测验MAT（Motivation Analysis Test）。对性格动力进行的多变量实验研究也就依赖于这个测验。在发现了基本的动力特质之后，Cattell所做的仍然是对特质机能特性的研究。由于动力特质研究，Cattell还发展了一种关于行为发生发展的理论结构化习得理论（Structure Learning Theory）。Cattell作为一个典型的决定论者，把在研究中发现的普遍根源特质和动力特质运用于人类行为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和预测当中。

Cattell为性格结构及其机能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其使用的方法对于普通人乃至普通的心理学工作者来说过于艰深，所以其数量众多的研究结果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不过，其早期关于性格普遍结构或维度的研究工作对后来的所谓性格五因素模式具有直接的影响。

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70年代末，运用因素分析方法进行性格变量分类的研究重又兴起。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在寻找性格基本倾向的工作中，关于性格五因素模式（FFM，Five Factor Model；或称为“大五”，Big Five，McCrae & Costa，1987，1992，1995；Digman，1990；John，1990；McCrae & John，1992；Goldberg，1990，1993）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一系列对性格描述词汇的因素研究分析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五个广泛而稳定的因素，而无论是采用何种数据来源，何种因素分析方法，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五个因素最初是由Tupes和Christal在1961年发现的，Norman在1963年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John，1990）。最初，这些结果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据说有一个十分滑稽的原因，说的是因为这两个研究的报告发表在了不为人知的刊物上，但多数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性格心理学界对这种对外行人内隐性格理论（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 of layman）进行的研究批评较多（McCrae & John，1992）。后来陆续有人做类似的研究，在七十年代末，对性格词汇分类系统的研究又兴盛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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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结构研究中内容描述性分类方法的共有起点之一就是用于性格描述的自然语言。关于这种思路，Allport认为：可以把对特质命名词汇进行的分析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因为很显然特质名称与潜在性格结构单元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将是我们的责任去发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p353）。可以使用词汇分析法来对性格结构进行研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给别人贴上个“标签”或者是给别人的具体特征命名真实地反映了人的本质。简单地说人们倾向于以词汇命名的方式来代表或概括人类的本质以及他人的特征。其次，是受到文化和科学传统的影响。从盖伦医学时代，经由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当中，人们都一直在使用命名的方式来总结思考或研究的结果（p354）。为此，Allport与另外一个学者H.S. Odbert考察了1925年版的韦氏新国际字典（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这本字典包含了大约550000个单独的条目。在这些条目中只要被判定为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把一个人的行为和另外一个人的行为区别开来即被保留下来；而涉及到共同的、无区别性行为的条目则被排除在外。再加上少量未包括在韦氏字典中的常用俚语，最终得到了一个大约包括了18000个单字的词表，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用于性格描述（John，1990，p67）。Allport把这个词表分为四类，第一类指向的是真实存在着的特质，并且这些词语都是非判断性而相对中性的。这部分词汇大约占整个词表的25%。第二类指向的是评价性的词汇，所谓评价性，指的是词汇所描述的是个体特征对他人的影响及其效果，这部分词占了整个词表的30%。Allport认为第一类才是性格结构研究的基础，而第二类与性格结构研究的关系不大，但可以用来研究个体对他人所造成的社会性影响（p355）。其它采取这种思路的心理学家都倾向于把各种未经删节的自然语言字典中包含的与性格有关的词语提取出来作为科学分类方法的属性来源。这种工作一般遵循词汇假设（lexical hypothesis，Wiggins，1979；Goldgerg，1993；McCrae & John，1992；Brody & Chman，1998）的思路，即假定大多数社会性相关的和突出的性格特征编码于自然语言中。因而，包含于某种自然语言字典中的性格词汇能够提供一系列广泛但并非无穷的特性，当中也包括了人们的语言交流中发现的对于他们的日常交往特别重要和有用的特性。在心理学中词汇假设的传统要追溯到F. Galton在1884年的研究，在大五研究当中，这种传统的直接起源就是在前面提到过的Allport-Odbert词表，后来，在Cattell的研究中，这个词表的第一部分成为其L资料的主要来源。经过几个较为复杂的步骤之后，这个由4504个单字组成的词表，被Cattell缩减为35个性格变量。在对这35个性格变量的评定结果进行因素分析之后，Cattell得到了12个被称为根源特质的基本性格因素，其中的前5个因素后来被认为与大五因素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性格五因素模式还处于确认阶段时，多数研究都是从这35个变量出发并得到相一致的结果。Norman在六十年代重复了Allport以及Cattell的工作，从同一本字典的新版本中找到数目差不多的词汇，也得到了五个稳定的基本性格因素（John，1990）。

性格五因素模式的重要倡导者Goldberg主要是继承了Norman的研究，他在1981年报告自己和总结他人的研究结果时使用了“大五”这个名称，这也意味着性格五因素模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后，他关于FFM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格描述词汇分类研究的方法学上的探讨，这一时期，Goldberg对采用不同词表，不同数据来源（评定方式），不同因素抽取方法，不同因素旋转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仔细讨论了五个因素的具体含义；九十年代，则参加了一些其它语言或国家本土化性格分类体系的研究工作。

McCrae和Costa以及John等人也是大五的重要鼓吹者，这三个人则致力于大五模式的理论化工作。McCrae和Costa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即对基本性格维度的遗传特性进行研究（Pervin ,1990；Costa & McCrae，1992），Gosling和John（1999）等人更是从比较心理的角度来进行大五的生理基础研究。McCrae和Costa还是大五研究中问卷法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首先编制了测量大五中三个因素N、E、O的NEO-PI量表，后来编制了测量五个因素的NEO-FFI，NEO量表再版时形成了NEO-PI-R量表。他们运用这个系列量表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在一项历时六年的追踪研究中，结果表明大五模式中所有的五个因素均是体现于人类行为模式（pattern）中的持久倾向；在大量的性格研究体系中以及自然语言性格描述中均可以发现与所有五个因素有关的特质；在不同的性别、年龄、种族和语言中均发现了这五个因素，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中表达有所不同而已；遗传的证据表明，所有五个因素都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Costa & McCrae，1992）。

到了八十年代末的美国，这个模式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性格模型了，John对五十年中英语中自然语言性格描述研究以及使用问卷法进行性格基本维度研究的结果进行总结以后如表1-1和1-2所示。同时，由于在大五的各项研究中结果也不完全相同，于是John在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基础上，通过一项研究对这五个因素的意义进行重新定义：因素Ⅰ（E）：外向、充满活力、热情（Extraversion，Energy，Enthusiasm）；因素Ⅱ（A）：随和、利他、富于情感（Agreeableness，Altruism，Affection）；因素Ⅲ（C）：负责、克制、拘束（Conscientiousness，Control，Constraint）；因素Ⅳ（N）：神经质、消极情绪、敏感（Neuroticism，Negative Affectivity，Nervousness）；因素Ⅴ（O）：开放、创新、谦虚（Openness，Originality，Open-Mindedness）。（John，1990）

当前，Goldberg正在进行一项称为Mapping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的研究，其目的在于：（1）对McCrae和Costa的问卷大五模式与词汇分类的大五模式进行统合；（2）在性格五因素结构与其它各主要的，诸如由Block，Cattell，Cloninger，Eysenck和Tellegen所提出的性格模式之间进行一个系统的比较。为了实现这些目的，Goldberg扩展了原有的基于词汇假设的主要使用大学生样本的分类研究，进一步在社区居民样本、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主要少数民族样本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将主要的关注焦点从特质形容词扩展到特质名词，从性格特质扩展到心境、情绪和其它暂时性状态，扩展到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和社会效应，从关注成人性格结构到研究儿童气质（child temperament），并且从主要关注印欧语系中的各种日尔曼语言（英语、荷兰和德语），首先扩展到俄语，继而扩展到一系列的非印欧语系语言。此外，在这个研究中Goldberg依然认为价值判断性成分在性格评价中是有害的。Goldberg等人正在进行的另一项名为IPIP（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tem Pool）的研究与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的目的在于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为已经稳定的大五模型探寻低级层面因素（Low-level Facets Factor of Big Five），以建立意义最为广泛的性格的层次结构，从而获得对各个因素内部含义更为明确的理解。经过多年的研究，Goldberg和他的同事发现在对其它诸如NEO、16PF和CPI等性格结构模型的资料进行分析时，各个测量工具在高层因素上，即大五因素的层次上一般都能够取得一致，但是在每个因素所包含的低级层面因素上，即各个因素所包含变量的层次是各不相同。换言之，各种测量工具包含有不同的测验变量，但对这些变量的分析却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大五可以作为构建意义最为广泛的一般性格测量工具的框架（frame）。由此，Goldberg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包括45个低层因素的结构模型，称为AB5C，以期能对性格进行意义最为广泛的测量和评价。

在倾向取向的研究当中，对性格基本维度的寻找所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要得到一些能够使人们的差异良好体现的尺度。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这样的尺度是相当丰富的，除了Cattell十六种性格因素之外，能够与大五形成争论的还有Eysenck基于生理研究的三因素模式（John，1990），Block的Q分类模式（California Q-Sort，John，1990；Block，1995；Costa & McCrae，1995），Tellegen的MPQ（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John，1990），Jackson的PRF（Personality Research Form），如此等等。McCrae和Costa对这些有代表性的模式的测量工具进行了因素分析研究，认为这些工具至少测量了大五的一个到两个因素（McCrae，1987；John，1990）。对此John认为在所有的性格描述模式中有两个因素是被普遍接受的，第一个是外倾性，第二个是情绪性。此外在体现工作取向和自我控制的第三个因素认真性上人们强调得相对要少一些。同时John还认为，在最广泛的水平上，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分类体系中就该有反映集体主义，博爱倾向，利他、关怀以及社会距离等特征的宜人性的一个位置。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反映创造性、独创性以及认知复杂性等特征的大五中的第五个因素。

虽然大五在性格心理学中完全是运用倾向策略获得的实证研究产物，但也有学者在进行着为其寻找理论依据，努力使其理论化（McCrae & John，1992，杨波，1999；）。针对某些学者认为大五研究是一种盲目实证结果的批评，McCrae和John认为大五模式是跨理论的，它为性格理论家们提供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重要现象。从Kluckhohn和Murray关于性格理论的三条标准来看，大五无疑很好地符合第二条关于个体差异共同维度的标准。至于性格过程指的是性格中的成分的变化过程，大五中的五个因素是能够表现这种过程的，第三条是关于个体差异的描述，McCrae和John指出“大五”因素可以在最广泛的层次上体现个体之间的差异。更进一步，McCrae和John认为大五模式是特质理论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盲目实证的结果。特质的观念包含在多数心理测量工具中，众多的性格理论和模式都是在发现并证实关于性格的规律，而大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规律的总括，所以大五因素与众多性格模式中的成分一致是不值得奇怪的。

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心理学界纷纷借鉴词汇法研究思路进行大五的跨文化验证并试图建立起各自的本土化性格分类系统。在开展研究的多数国家或语言中大五因素在不是十分严格的意义上得到了跨语言跨文化的验证（Almagor，Tellegen & Waller，1995；Hahn，Lee & Ashton，1997；Quevedo-Aguado & Iraegui，1998；Blas & Forzi，1998；Church，Katigbak & Reyes，1998；Henss,1998；Raad & Perugini，1997；Hofstee & Kikers et al，1997）。

在中国大陆心理学界中，传统的心理学教科书中对性格结构的描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征分类体系，一般把静态性格特征分为四个方面，即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理智特征。同时也讨论性格结构的动力特性，也就是性格是如何对行为发生影响，结构内部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如此等等（叶奕乾，1991；黄希庭，1991）。但在这种理论建构之下，并没有引发多少实证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学习西方性格研究的观念和技术之后，也进行了大量关于性格结构的研究（黄希庭、张蜀林，1992；方俐洛、凌文铨等，1991；张雨青、林薇等，1995；张雨青，1999，1999；张智勇、王垒等，1998；王登峰、方林等，1995；王垒，1998）。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有的学者开展汉语特质描述词汇的研究以及在中国大学生中进行基本性格维度的研究。1984年，杨国枢与Bond采用杨、李二人的词表研究了中国人描述性格所用的基本向度，结果得到了4-5个性格维度（王登峰，1995），并且他们后来的研究又证实了这一发现，采用了特性共性相结合的本土化研究方法后，获得了4到5个因素，与Norman的大五因素相比较发现，两个因素与大五有对应的关系，其余的3个因素则与大五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Yang & Bond，1990；John, 1990）。王登峰等在回顾了西方心理学家以及中国学者从字词中研究性格维度的尝试之后，198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及其1992年版《补编》中得到了一个由5856个来自词典的描述人类行为差异的术语和1638个日常用语组成的性格术语词表（王登峰，1995）。尔后，张智勇、王垒、漆鸣根据王登峰等人收集的中文性格词表，用定距抽取的方式（每隔12个词挑出一个词）构造了一个包含244个性格特质的自我评定检核表，得到601名大学生的自我评定数据，因素分析结果表明，7因素模型能较好地体现中文性格特质词的基本维度（张智勇、王垒等，1998）。根据对各因素标定词词意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大学生的自我描述维度由以下七个因素构成：（1）负价一：主要指“虚伪浮夸”，（2）正价：严谨负责，（3）负价二：浅薄无能，（4）内向负情绪：多愁善感，（5）外向正情绪：热情可爱，（6）外向负情绪：暴躁易怒，（7）内向正情绪：我行我素。其中前三个属于评价性因素，后四个属于情绪性因素。

此外，Ping Chung Cheung等人（1992）为检验“大五”因素模型的外部效度，运用本土化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性格文献做了内容分析，并与中国大学生会谈，让他们完成一个简短的性格结构问卷，建构了一个多特质性格量表（Multitrait Personality Inventory，MTPI），该量表由122个项目组成，包括了特定文化和共性文化的特质项目。随后，将这一量表施测于四个地区（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中国人，试图发现更多的本土性格因素，寻找中国人性格的中心特质和边缘特质。结果发现四类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内化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性格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中国人的中心特质可概括为中庸和自我原则。因四个地区社会环境的不同，四类中国人的性格结构也表现出在边缘特质上的差异。对19个初级因素进行高阶因素分析，还发现了与“大五”因素模型相似的5个高阶因素（Ping Chung Cheung & Conger et al, 1992）。

在性格研究的实证资料中，还有一种利用已有的或已经建立起来的测量工具来对性格进行结构性分析的研究方式。这种分析中变量可能具有不同的水平，有的在量表水平上进行，有的在测验项目水平上进行，所得到的结构性结果显然不是大五意义上的性格结构。但研究者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考察自己所确定的这些性格变量相互间的内部关系，统计方法的使用可以使研究者了解并确认那些存在于研究对象，而对使用观察变量对个体特征进行描述存在影响的潜在性格因素，这些潜在的性格因素客观上也决定着观察变量与其它研究变量之间的外部关系。同时，在这种形式的研究中，由于原有观察变量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使用不同水平的观察变量进行结构性分析得到的结果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其意义。有人曾经对在儿童气质研究领域里比较有名的Thomas-Chess儿童气质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对九个在临床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气质维度进行因素分析时，得到了三个二级水平维度；而对九个分量表包含的项目进行分析时，多数情况下不能够得到先前所构想的九个气质维度（张雨青，1997）。这说明，研究变量的组织方式不同，理应对结果进行不同角度的考察，关键在于研究者确定了什么样的性格变量形式，打算从何种角度来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