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类型研究的回顾

性格类型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古代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与文学著作中，存在着丰富的性格分类资料。譬如，孔子从能力的角度把人分为上智、中人和下愚三类，分别对应着智力超常、智力正常和智力迟钝；同时又把人分为狂者、中行和狷者三类，分别对应着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的性格类型。三国时代的刘劭在其《人物志·体别篇》中依据性格的基本特点、优缺点，以及在为官任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划分了十二种性格类型；此外，还分析了才（才能和才智）与性（性格和品德行为）的关系，认为性格对人才智的影响有九种类型；对于人才选拔来说，刘劭依据才性关系提出了官员的十二种人才类型，并在每个类型下列举了诸如晏婴、张良、司马迁和韩信等典型人物（燕国材，1998）。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性格类型最初的原型之一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盖伦的气质类型学说，这两位医生都分别用四种体质特征来对人进行描述。在西方文化及心理学传统中存在着三种意义上的分类形式，即（1）哲学意义上的分类，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分为理性的哲学王、勇气的武士和情欲的世俗三类（车文博，1998）；（2）生理学意义上的分类，譬如上面提到的气质类型说，克雷契默尔的三体形说，谢尔顿的三个体质维度（波林，1950），以及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3）心理学意义上的分类。

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分类中早期比较有影响的性格分类模型是Jung的内外倾分类模式。Jung根据本能能量利比多（libido）的指向，再配合感觉、理性、情感和直觉等四个被Jung认为心理机能的维度，从而确定了八种性格类型。至于社会文化倾向的心理学家所建立的性格类型模式就更多了，譬如，斯普兰格依据人类文化生活的形式建立的六类型模式，霍兰德依据性格特征与工作的关系所划分的六种性格类型，弗洛姆的分类，如此等等。

Allport认为，与性格特质相比，性格类型更像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观念，是人们主观的命名（p349）。他把类型看作是一种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特质，并将各种类型模式分为实证类型、理想类型和文化类型。Allport并不看好类型模式，认为这是非连续性的，对性格进行分类具有主观强制性。对性格进行分类的至多可以作为一种预备性的工作（p351）。卡特尔则认为类型与特质两种术语的使用是不矛盾的，但在卡特尔看来，非连续性的类型也只能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手段而已，就如同医生在对病人进行诊断时，首先得判断患者的症状属于那种类型的疾病，然后才能来考察患者到底病成什么样子了（p54）。

另外一个特质论者艾森克也是类型学的鼓吹者，他认为类型应该被定义为一组相关的特质，而特质则被定义为一组相关的行为或行为倾向。依据这样的观点，特质概念与类型概念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连续性或假设变量的连续性，也不在于分布的形式，而在于类型概念更为广泛的包容性。按照艾森克的观点，类型与特质是以相关的形式定义的。在两者之间就不讨论连续性和分布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仅只是包含的关系。从心理测量和因素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因素理论分辩出四种因素：误差因素，只在某一个场合出现，在其它场合则不出现；特殊因素，对于特定的测验和特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出现；“组”因素或初级因素，对于某些测验和特质是共同的；一般因素或二级因素，对于某次调查中的所有测验和特质都是共同的。对于艾森克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刚好适合于几个绝对的分类，人们在不同的类型上均会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所以不同的类型是一种超级性格维度（Super dimension）。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能说某人的性格是什么类型的，而应该说某人的性格在某种类型上占有优势。因而，艾森克欧洲文化传统中的气质类型划分过于绝对，很少有人能够很容易地简单地以这四种类型来进行描述，所以后来连续型的类型学发展起来了。类型学者的研究兴趣从四分法到系列化的转变，从定性测量至定量测量的转变，从绝对的分类到连续性分类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冗长持续的过程。

从理论上讲，多数对性格进行分类的心理学家和艾森克一样，都把人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并假设可以用一个庞大而持久的结构来进行描述，在这个结构的基本之上提供一个可以经济地对结构中各种复杂变量进行概括的框架，这样就能够以具有一定包容性的类型模式来对个体的性格差异进行描述。进行实证研究的类型学家认为，心理特性是变化的，甚至可以将之量化；同时，也极少有人绝对地适合于某种性格类型。所以应该把性格类型理解为一个理想的形式，对于特定的个体，也只能从其与某个类型接近的程度来考虑他属于哪一种类型。类型是一个便于对个体进行描述和分析的理想参照点。有人批评性格分类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具有武断性的特点，有的人则认为，进行分类时可以尽可能地依据多个变量，而不是从单一的角度出发，来对性格进行交叉分类，从而尽可能改善分类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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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类型划分实证研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譬如，在提高学生的性格素质的实践工作中，为了达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就有必要对学生的性格素质进行分类以有利于性格塑造的顺利进行（张锋，1997）。在精神病理学的工作中，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分类标准，以便于对患者的诊断。

性格类型模式也可能会从心理学的理论及操作实践工作中概括出来的分类模式。在七十年代，M. Friedman和R. Rosenman注意到了心脏病患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行为特征，通过对圣弗朗西斯科150名商业人士的问卷调查，他们总结出心脏病患者的典型行为，并称之为A型行为模式。同时，由于A型行为模式的发现，也就激发了相应的其它行为模式的研究，譬如关于反映生活适意的B型行为模式，以及反映癌症敏感性格的C型行为模式的研究。

即便是从理性思考的角度进行的性格类型划分，也会由于实践的兴趣而将其实证化和实践化。在Allport的心理学实践工作中，他曾经使用纸笔测验来对斯普兰格的性格类型理论进行研究。Myers和Briggs在四十年代编制了将Jung心理类型理论实证化的MBTI量表，该量表测量内外倾、感觉直觉、对人对事和判断认知四种维度的心理机能。可以通过个体在四个机能上的表现来判定其性格类型。几十年来该量表大量地运用于人事测量当中（John，1990；苗丹民、皇甫恩等，2000）。

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有一种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利用统计方法建立分类规则的方式。这种做法通常的程序是先确定一系列能够充分描述个体差异的变量，获得个体在这些变量上的表现之后，利用统计方法建立分类模式并对分类模式进行有效性的检验。俞文钊（2000）在一项关于现代人社会性格的研究中，通过对301人进行关于现代人特征的问卷调查，经过因素分析得到了八个社会性格因素，这八个因素被当作分类的基本依据。通过对各个调查对象在八个因素的水平的分类，301人被分为四类，然后以使用判别分析方法依据这一步骤获得的分类信息进行分类规则拟合，以及对分类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很好地支持了研究预先的研究假设。在另一项关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教师职业态度的研究（李毓秋，1999）中，研究者以调查对象的回答把学生分为对教师职业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的两类，然后同样运用判别分析方法对主观分类结果的效率进行评估，同时进行分类规则拟合。研究结果被进一步地在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中使用。